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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安卓版多乐保皇 作者 / 《七夏浅秋》作品集

    

戴相龙,天津市市长,2006年8月,在天津市节能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市节能降耗的考核指标为20%,作为市长,戴相龙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天津这个工业城市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和节能降耗之间的矛盾。

记者:“我们非常想知道,你每天在工作当中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戴相龙:“在我们天津GDP里头,我们的经济是工业带动起来的,而工业消耗能源多,所以我面临两难,我要发展经济,很重要的又是工业,而工业又耗能最多,国家现在又把降低能耗放在一个最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那我们就非常难了。”

纺织业一直是天津的支柱产业,全市大大小小有近四百家纺织厂分布在市区各地,记者了解到,仅仅是在海河两岸,就有近七十家纺织厂,这些纺织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规模都不太大,但生产工艺很雷同,产品也很相似,而且每个企业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锅炉、变电站、烟囱、公共浴室,这些能耗大户,几乎每个企业都有。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宝根:“70家企业,70个门卫,70家企业,70家企业的锅炉,那是不是会对市区造成污染呢?70多座锅炉能耗是不是就大了,大量的人耗、能耗,这些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实现天津的“十一五”规划当中,每年能耗指标不断下降的要求?这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工业的战略东移,把一些集中在城市里的工业,移到东部港口,那么就把30个纺织企业土地置换,然后到靠着我们东部的一个地方,成立了一个纺织工业园,1.8平方公里,原来三十多个厂就要有三十多个高炉,到了纺织工业园,一个就够了,那不就是大量的减少能耗了么,也节约了能源,另外产业也集中了。”

天津市工业的战略东移,从西部的市区迁移到东部的滨海新区,在迁移的过程中,重新规划产业布局,把相似的产业尽可能地集中在一起。

把几十家纺织企业,搬到一起,当然可以大大降低能耗水平,但搬家需要不少的钱,这却成了个大问题,在天津记者见到了这样一家棉纺厂,它是天津第二棉纺织厂,已经有90年的历史,历史包袱沉重、工艺设备落后,而且连年亏损,在2005年它被列为天津工业战略东移的对象,然而一算才发现,东移所需的资金高达十几个亿,这笔钱该怎么办呢?

戴相龙:“二厂这块地原来面积得有240多亩,市场价应该达到上千万一亩,现在园区的地也是比较低廉的,我现在就用同样的亩数很高的差价取得这块资金,作为我们东移的投入。”

就这样,政府帮二棉厂把它位于市区的土地卖出去用于商业开发,二棉厂也由此得到了一大笔资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厂房,现在矗立在了滨海新区的纺织工业园,更主要的是,二棉厂还购进了最先进的纺织机械替代了原有的陈旧设备。

童玉春,老棉二厂的总工程师,现在的身份是纺织工业园棉纺织二工厂织布车间的主任,童玉春在老棉二工作了20多年,而现在的工作环境,他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童玉春:“这边的设备都是无梭织机,一共是503台,在新园区建设当中引进了282台都是世界一流的,有比利时的,日本的丰田织机,都是世界一流的。”

截至目前,天津市累计有236户企业从市区迁到滨海新区,在新区形成了钢铁、纺织、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医药化工等一批产业聚集区,工业的集约效应同时带来了能耗的降低,2005年,天津市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1.45吨标准煤,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位居全国第三,而2006年上半年,天津市万元GDP能耗下降了4.42%,其中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了9.78%。

宽敞明亮的车间和电脑控制的现代化机械,彻底改变了天津纺织企业的形象,不过记者也发现,在这些现代化的车间里,过去那些纺织工人穿梭忙碌的身影已经大大减少了,这些纺织工人都去了哪里?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这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童玉春:“战略东移这五年,一共是三百多个企业,9万多人,但是我们去的只有7万人,也就是说还有1万7千人就不能再去,那么他们就要面临着一个安置问题。”

记者:“是不是有个纺织集团的老总跟你打过一个电话?”

童玉春:“你可能说的是纺织工业园的老总,刘总。”

记者:“他打电话怎么说?”

童玉春:“他就感觉到这三十几个企业,几万人要吃饭,他作为一个负责人,你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所以一个男子汉50多岁都流泪了。”

战略东移,一个喜忧参半的过程

记者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大厦顶上往后看,下面的企业都是从天津市区搬过来的,截止目前,天津市已累计转移合并工业企业236家,预计今后5年还将从市区迁移出15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工人的总数近十万人,企业搬过来,但这些工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他们是否支持这次规模庞大的产业调整,这可能是东移战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刘宝根,曾经给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打电话时流泪的人,是天津纺织集团的董事长,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是在市长的面前,刘宝根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刘宝根:“企业要搬走了,职工心里发慌,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不是一个两个职工,也不是几十个几百个职工,而是几千几万个职工,当时这种压力确实比较大。”

48岁的谭宝刚就是这几万名职工中的一位,他在天津一家纺织厂干了20多年,但当企业被列为天津市工业东移的搬迁对象后,谭宝刚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下岗人员的名单上。

谭宝刚:“干了20多年了,突然就让我们下岗回家,我们心里确实也是很难受。”

在天津市的纺织企业中,像谭宝刚这样学历偏低而又年龄偏大的职工有近一万人,这一万人心里的难受,对于天津纺织集团的老总刘宝根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刘宝根:“企业搬迁肯定面对老职工要下岗的问题,他们是一种恐慌,一种茫然,我们怎么办?”

所以刘宝根在和戴相龙市长通电话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这种心理压力自然又转嫁给了市长戴相龙,戴市长又该向谁转嫁这一压力呢?

戴相龙:“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让一个职工过不去,不能把这个职工的困难转到社会上去,这是我们的原则。因此在战略东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配套的政策,比如说财税政策,比如说职工社会保障转移沉积的政策,还有在工业的东移中土地的收购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特别是对关闭了的企业,应该有一套的安置办法,这个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他有工作能力,我们就应该创造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保持社会的和谐。”

2003年以来,天津市先后出台了67项再就业政策,为下岗人员提供从求职登记、职业介绍到缴纳、提供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一条龙”服务,累计安置“4050”人员达5万多人,同时还对9.6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发放保险补贴4.65亿元,解决了下岗人员在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刚才那位心里发慌的谭宝刚师傅,也在天津纺织集团再就业中心的帮助下,在下岗4个月后又找到了新工作,现在,他是一名水站的送水工。

谭宝刚:“一个月能有一千四、五吧,当然这个收入要比在厂里多,厂里给上,没有后顾之忧了。”

海河大桥,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从那里往东不远处,就是海河的入海口,而在记者的西面,就是从市区刚刚搬迁过来的天津钢铁集团,通过工业的战略东移,天津把市内的很多企业都转移到了东部的沿海地区,但这样一来,一个新的疑问就产生了,伴随着工业的战略东移,会不会出现能耗的东移和污染的东移呢?

戴相龙:“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工业的战略东移不是工厂位置的移动,也不是原来的工厂复制,而是一个创新,从创新来说他的企业制度也改变了,第二就是技术也改变了,用的技术是新的技术,比如我们天津钢铁厂,一开始在城里,后来东移到滨海新区,它进行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全是新的,所以你到那去了以后你看不出来象钢铁厂,所以这个东移不是位置的东移,而是在那个地方重新组合,用高新技术建立现代企业。”

戴相龙所说的天津钢铁厂,曾经是全市有名的耗能大户和污染大户,这就是过去媒体所拍摄到的企业生产和排污的情况,从这些冒着黑、白、黄三色浓烟的烟囱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生产了70年的企业,耗费了多少能源,又排出了多少污染物。

天津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贵义 :“过去,全国冶金行业有四个落后工艺,一个是化铁炼钢,一个是平炉炼钢,一个是小电炉炼钢,还有一个是多火成材,这四个落后工艺,我们都占全了。”

这样的企业如果搬到了滨海新区,不能不让人担心,新区的碧海蓝天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次到天津采访,记者也特意来到了新搬迁的天津钢厂,是战略东移后的天津钢铁集团新建的3200立方米高炉,记者来到的时候正赶上铁水出炉。在高炉的总控室,天津钢铁集团董事长韩贵义告诉记者,由于采用了12项国际顶尖的技术和装备,过去老钢厂铁水出炉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和浓烟滚滚的景象,再也感受不到了。

韩贵义:“现在对高炉生产的控制,完全实现了电脑化。”

对于天钢在这座高炉上采用的顶尖技术,韩贵义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新技术不仅让天钢彻底告别了化铁炼钢的历史,还大大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新厂刚投产几个月,天钢就实现了赢利。

韩贵义:“我们在新的流程下,可以回收大量的高炉转炉煤气,同时,水耗大大降低,然后新厂的余热、余压这些二次能源,通过转化利用可以用来发电,整个按照循环经济的实施,这个帐算下来我们每年的经济效应可以提高16.12亿元。”

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是天津工业战略东移、通过“集约”实现“节约”的一项重要手段,据统计,2005年天津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达67.85亿元,而全市市级及以上技术中心所在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的销售收入达637.49亿元,工业东移也有力地支撑了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从1993年到2005年,滨海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比重由15.2%上升到了55.7%,出口比重由25.9%上升到67.4%。

记者:“从最近这六年来的战略东移来看你对这个成果感到满意吗?”

戴相龙:“这个工业东移是成功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变化了,第二个就是他的技术水平提高了,通过东移,第三就是满意这五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百分之十三点九,但是我们的能耗。”

记者:“应该讲还有下降,对于老的产业可以用东移的方式,对于新上马的这些产业怎么来降低他们的能耗?”

戴相龙:“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循环经济的道路,主要就是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整体,上个企业的废料变成下一个企业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废料,形成一个优势,这样消耗一样的能源,但是创造的财富多了,这不也是一个办法吗?”

发展工业与节能降耗要“双管齐下”

天津通过对传统工业企业的战略东移,走出了节能降耗的重要一步,而对于新建的工业项目,他们又将如何实现节能降耗呢?这里将要建设的是一个名叫天津北疆电厂的发电企业,它与传统的火力发电厂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一片是电厂的发电工程区,利用发电产生的余热,可以进行海水淡化,海水淡化以后的浓盐水,可以用来制盐;而制盐以后剩下的苦卤水,还可以生产溴素、氯化钾这样的盐化工产品。而就连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像粉煤灰这样的固体废弃物,也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建材的生产。

尽管北疆电厂目前仍处于建设施工前的准备阶段,但说起这个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控股建设的循环经济的样板项目,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启刚还是非常自豪。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启刚:“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个一举五得的项目。”

郭启刚所说的“一举五得”是指电厂投产以后,每年可发电110亿度,产值33亿元;利用发电产生的余热进行海水淡化,每年可生产淡化水6500多万吨,产值3.3亿元;利用海水淡化后的浓盐水,每年可产精制盐30万吨,产值6亿元;制盐剩下的苦卤水进行深加工后,可年产盐化工产品近10万吨,产值1.45亿元;而发电厂排出的粉煤灰等废渣,每年可生产建筑材料115万方,产值1亿元,这样,在电厂每年43亿元的总产值当中,靠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就超过了10亿元,占总产值的23.3%,此外,可节省盐田用地22平方公里。

郭启刚 :“所有的废物都进行了全部的再利用,实现真正和全面的零排放,无论是固体废弃物还是废水都是零排放的,是一个典型的循环经济项目和生态环保工程。”

北疆电厂的循环经济是单个企业内部的废弃物循环,而在天津滨海新区,由多家企业组成了循环经济产业链也已经初具规模。接下来记者要去四家不同的企业,看看他们之间是怎么实现废弃物的循环的。

这里是丰田的装配线,这些用于装配整车的车身和大部分零件,都是用钢板经过冲压和削切加工而成的,据统计,我国汽车行业每年产生的钢材边角废料有近100万吨,相当于一个小型钢铁厂全年的产量。如何回收这些废钢材,成为汽车行业实现循环经济的一个关键。

记者:“这辆车上装的就是从一汽丰田出来的废钢材,在这里他们又有了新的用途。”

这些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钢材边角废料,被铲车送进一个巨大的漏斗,在通过集中压制之后,从生产线另一端出来的,就是一个个块状的钢坯。

记者:“这些钢块是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在第三家企业里我们又见到了刚才的那些钢块,企业的王部长告诉我,这些废钢块到了他们这里,才真正进入了循环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

王部长告诉记者,对这些钢块的第一道加工程序,就是进行溶化和提炼。

王部长:“经过溶化,浇铸成模具。”

目前,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的循环经济试点已全面展开,全市将建成石化、冶金、电水盐联产、纺织、化工、塑料制品六大循环经济产业链,而废旧电器、废旧轮胎、报废汽车等4大再生资源回收基地也正在建设当中。)

戴相龙:“东移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他不能永远地进行,因此调整结构也需要进行,淘汰落后生产力要进行,运用新的技术也要进行,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又要发展又要节约能源,就是最有前途,最有潜力,努力的最后方向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发展循环经济。

记者:“对于天津市节能降耗长远规划,不知道戴市长你是怎么考虑的?”

戴相龙:“下一步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像工业东移一样的战略目标就是发展第三产业。因为在第三产业中1万元GDP能耗是0.8吨标准煤,所以第三产业增长一个百分点,那我这个能源消耗就下来了。所以我想我们通过第三产业来发展会好,我想就像当初我们搞工业的战略东移一样,要发展第三产业,所以我想我们在节约能源方面应该是开辟一个新篇章。”

主编:张凯华

记者:高杨

摄像:韩戈、董伟涛、白羽、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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