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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0/6 8:09:09    阅读: 31次    来源:申博太阳城管理网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乃欲返回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满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有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的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名刘鼎者,彼为一共产党。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恐即饶漱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而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我帮忙此人到“匪区”去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给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二十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复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言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堡。

与周恩来会见于肤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复可在肤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

我二人而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逐谋设法向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即阎锡山)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一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见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旬,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话无伦次,深受责斥。羞忿忧惧,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的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的演讲,曾声述蒋委员长乃是我等最高的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

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诮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彼时我已读过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辈的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犹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称颂为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谨允将我等所提之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席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二十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蒋委员长及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坦白的自我批判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余自知。”要人家来检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析。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MYSETIOUS (具神秘性)。

一个人讨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须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俾容易去研究与我们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我这个人,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实际情况许是由于我爱好运动而来的,所谓公正处理、竞技精神。

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最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账,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

我这个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或者我是错了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我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马不驯,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深为悔忏。

军法会审

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由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纸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做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急书,李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地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先生永怀不忘。

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在此期间被禁于孝陵卫孔宅,军宪守护,日夜不离。故友多人,探询慰问,有远来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而后贺贵岩奉派持蒋委员长手书来接,叫我迁移至汉口居住。到达后,蒙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总理《民主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

世事沧桑,兴亡鼎沸,举目不胜浩叹!回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具有家仇国难的我,反则朝饔夕餮,坐糜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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