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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9/28 1:11:32    阅读: 86次    来源:环亚娱乐国际

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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